山城笑迎清宫珍宝松花砚回家    

本溪肯定是让辽砚受委屈了。

在辽砚的身世之谜大白的现在，如果再不尽快把辽砚的真实姓名还给它，那么，损害和耽误的，绝不仅仅是辽砚的前程。

本溪该对辽砚说声“对不起”

在本溪，以往围绕辽砚的身世，一直传播着多种说法：如：辽砚、端砚、徽砚（注：应为歙砚）并称为中国名砚。据史料记载，辽砚兴于辽金时代，距今有上千年历史，辽砚深得萧太后喜爱，被封为御砚，相传清代始祖努尔哈赤在一起游猎的时偶得辽砚爱不释手，此后，辽砚广为传开，1998，沉睡在瓦房店地下五六百年的一处明代古墓被挖掘出土，在大批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方雕刻精美的龙凤砚。揭开砚盖，更加令人惊叹的是当年盛在砚池中的墨汁依然能润湿笔尖。砚底清晰刻着“白云寨”字样，经专家考证，这个白云寨即为明朝时期本溪桥头镇的旧称。

上述种种关于辽砚身世的介绍，最想要更好地表达辽砚的历史很悠久，声名很响亮，身份也很尊贵等等。但稍作推敲，即可感觉到有些说法太过随意了。且不说其中关于辽砚同端、歙两名砚齐名之说是否生硬和牵强，仅是考证辽砚的“出身”用的也都是一些没有出处的“据史料”或“相传”，就连上世纪末瓦房店出土辽砚一说，也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事实上，当年瓦房店出土的辽砚，不是来自明代的古墓，而是一位叫徐培烈的老人于土改前埋入地下的。辽砚出土之日老人还分赴害。他说，砚台是当年任伪奉天省警备厅厅长的岳父嫁女时的陪嫁。

如果说辽砚像当年某地的假鞋一样，做得本来就是个假冒伪劣上不了台面的蒙人玩艺，那也就罢了，可是，绝不是那么回事啊！随着本溪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由于本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直接带动的对具有地域性的工业品和旅游产品需求量的增大，尤其是最近10多年里，市场对工艺品的品质和标准都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的情况下，辽砚所担当的使命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例如：馈赠国内外友人；参与各种主题和发生的商贸活动；授命城市对外友好往来等等。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辽砚能够滋润的体面地活着，更多靠的是“个人”的形象和魅力，而不是那“相传”来的身份和血统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那缺少根据的身世考证，不仅没有为辽砚赢得应有的声誉，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辽砚，还有那些喜爱它的人。像景德镇的陶瓷、端砚、杨柳青的年画等工艺品和实用工艺品，明确和清晰的历史传承，就是其鲜活的生命和难以估量的无形资产。

在过去的日子里，有一个情景反复上演着：辽砚作为贵重礼物被单位和个人赠予他人的时候，其飘忽的历史传承也一并被送了出去。不妨让我们想一下，遇到明白的收授者会怎样看送礼的人，怎么看我们这个城市。遇到不明白的收授者又能怎样受蒙蔽，又怎么误导他人。事实上，具有一定文房用品方面常识的人，不仅限于学术界、文博界和艺术界。作为一种工艺品品牌的树立，靠的应该是如何彰显其独有的艺术个性和文化传承，而不是生硬地去“傍角”。要知道，对于工艺品历史沿革的宣传和推介，绝不等同于山水景观，可以把一些神仙鬼怪拉出来帮衬一下。正如一位国内著名的砚石鉴赏家说的：“辽砚是上流的材质，中流的雕工，不入流的传承考证。”

松花砚本是清宫御用品

可是，不是那么回事啊！辽砚确切的真实的身世之高贵，远超出一些人对辽砚尽力的抬高和加垫，辽砚现在文化积淀和历史载量上，是从不高攀本地历史文化厚度的本溪人所不敢想象的，也是目前本溪在实用工艺品和旅游产品方面唯一可以傲视国内外的。

辽砚有灵，自己也在期待。

辽砚厚重的身世之谜终于有了揭晓的一天。这一切与一个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人就是冯军。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我市某建筑公司经理的冯军，开始了同辽砚间难以割舍的情缘。当时，因为喜爱书法、绘画和雕刻，便自然地接触到了辽砚。从此，随着对辽砚了解的不断加深，他对辽砚过去的身世和未来的命运也愈加关注。为了便于组织和带领工艺美术人员发掘、整理和制作辽砚，他将自己的办公室的隔壁房间腾出来，作为雕刻砚台的场所。由这个房间开始，他逐渐扩大砚台的雕刻规模。到了2000年，在本溪的10余家制作辽砚的场所中，无论是制作规模还是工艺水平，冯军所带领的团队都已经移居排头。在充分的考察和论证基础上，投资建起了制作和展销辽砚的“豪宅”----紫霞堂。

辽砚身世让冯军疑惑的同时，也激起了他为其寻根的热情。凭着多年来对精美石头的相关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他已经很难认可辽砚那“既没个头也没个尾”的传说了，于是，他便利用一切机会去查访和追寻辽砚的身世之谜。冯军用诚挚和执着砸出的涟漪一圈圈地扩大。直至2002年的一天，北京的一位资深砚石鉴赏家给他打来电话，说：“你马上到北京来一趟，我有本书在送给你。”

这就是对揭开辽砚身世之谜至关重要的那本书----《品埒端歙》。

在打开《品埒端歙》这本书之前，有一段沉痛的历史要回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鲸吞了中国东北领土，且步步进进逼华北，形势危急，为了保护故宫文物不至遭战火毁灭或被日本掠夺，故宫博物院决定采取文物避敌南迁之策。从1933年2月至5月，宫里重要文物被装成13427箱又64包，分五批先运抵上海，后又运至南京。遂于南京建立文物库房，并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南迁文物又沿三路辗转迁徙至四川，分别存于四川省的巴县、峨嵋和乐山。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三处文物复集中于重庆，于1947年运回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之际，自1948年底至1949年初，南京国民党政府从南京库房中挑选出2972箱文物运往台湾，后于台北市士林双溪建立新馆，公开对外展出。余下的大批文化，在1949年以后陆续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万余箱，但至今还有2221箱用封存于南京库房，委托南京博物院代为保管。据统计，当年从祖国大陆运到台湾的文物共有60万件，虽然只占当时北京故宫南迁文物的四分之一，但大多是精挑细选，价值连城的精品。

对这段不争的史实，在央视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而推出的12集电视系列片《故宫》中，又一次进行了重温，也恰好对本文所要讲述的事件，在纵向上给予了呼应。

1993，台湾故宫博物院从当年由大陆“精打细算”走的文物中，请出了全部共计89方松花砚和座同样石材雕刻的座屏，举办了一次《松花石砚特展》。展览结束后，由现任台湾故宫博物院器物处处长嵇若昕编写的考证松花砚传承的《吕埒端歙》一书问世。由于海峡两岸人所共知的往来障碍，大陆见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了。

这本精装16开本，大陆标价近千元的《品埒端歙》一书，究竟说了些什么呢？

这本书找开了一扇封闭已久的大门。在文博领域声誉卓著的资深学者嵇若昕，从多方面考证出被清朝康熙以后的历代皇帝视为珍宝的御用松花砚就是辽砚。确切地说，属台湾故宫博物院的精品馆藏文物的89方松花砚和两座插屏，有相当一部分即取材于本溪桥头镇的小黄柏峪。事实上，经紫霞堂的工艺人员近一个时期的认真考察，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松花砚所用的石材，在我市的桥头一带均已发现，甚至在这89方砚台里被公认的最珍稀的一方石材，在我市一山区中有相当数量的储藏。这意味着本溪的紫霞堂具备了可以传承清朝御用松花砚的一切条件。

松花砚是宝就该捧起来

冯军至今还记得，在他看过这本书的当晚，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强烈震撼，融合着为辽砚终于认祖归宗而心升的欢欣，几乎让他通宵未眠。

为了松花砚的前途和命运，冯军经过深思熟虑，果断决定为辽砚恢复本来的皇家姓氏----松花砚。促使紫霞堂做出这种制作工艺和发展方向上的重大改变，《品埒端歙》研究文章中，一共分了五个部分，其中包括：松花石的订名、产地与石质；松花石的品第；松花石的发展史；台湾故宫所葳松花石砚与盒；以及结论部分。在这篇文章最后注释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用来引证和参考的清康熙以来的书籍多达几十部，尤其是乾隆朝奉旨编撰的集历朝历代制砚史的《西清砚谱》，康熙时期奉旨篡修的探讨事物起源的科技类书籍《格致镜源》，还有《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等众多史书，为嵇若昕的松花砚的考证与研究，构建了牢固的基础。

据嵇若昕考证；在清康熙年间被定名为松花石或松花玉的石材，是一咱沉积岩（即水成岩），本溪当地人称“青紫云石”或“线石”，清末民初，日本人觊觎我国东北，即曾调查出辽宁省本溪县的桥头溪谷中出产一种水成岩（注：东京书店出版的《砚墨新语》一书）。

对于松花砚来说，这是无法洗刷的耻辱的一页----最早在地质学上给予认定的是强盗。

嵇若昕的研究结果可以确定，在松花石的产地，清朝以前当地人多以之制成磨刀石。在清康熙朝61年中，前28年可确信尚未将松花石作为砚之材。清圣祖于康熙28年至41年间（1689--1702）慧眼独具，将其选为制砚之材。命工匠雕琢后，取墨试磨，发现其发墨效果“远胜绿端（注：端砚）”。乾隆也认为松花砚“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同端溪同品，在歙坑之右。”时为海宁首富、朝中重臣的陈元龙，也就是民间传说“雍正帝以女掉包，乾隆皇帝的亲生父亲”对松花砚的评价更为具体“温润如玉，绀绿无瑕，质坚而细，色嫩而纯，滑不据墨，涩不带笔，能使松烟浮艳，毫颍增辉。”《西清砚谱》中则指出：松花石砚绿色光润细腻，品埒端歙。为了显示松花砚非凡的乾隆更是在其主持编写的《西清砚谱》里，收录了6方御题松花石砚，冠于砚谱之首，用以照耀万古。

清雍正以后的历代帝王，承袭前朝遗绪，以松花砚为驾驭笼络朝中重臣和封疆大吏的恩物，臣下蒙赐予御制松花砚后多感激涕下，认为是家庭之无上荣耀，足以作为传家之宝。例如拥立雍正有功的年羹尧，于雍正元年蒙赐一方松花石砚，在其谢恩折中特别予以详细记载。豫章巡抚纳兰常安入京陛见，于端午节第二天蒙赐一方松花砚，他这样表达了感激之心：“嵇拜之下。感激殊恩。遂珍而藏之，以为子孙世宝。”康熙大帝更是对自己发掘新砚材而沾沾自喜，并亲撰《制砚说》以志其事。他说：盛京之东，磔砥石麓，有石垒垒，质坚而润，色绿而萤，纹理灿然，握之则润液欲滴。有取作砺具（注：磨刀石）者，朕见之以为良材，命工度其小大方圆，悉准古式，制砚若干方，远胜绿端。

松花砚从本溪失踪之迷

至此，松花砚为自己迎来了无比荣耀和显赫的时期。特别是它不同于任何一种名砚的完全由皇室垄断的制作过程，为它赢得了常人难以一亲芳泽的尊贵身份，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给它披上了神秘的面纱。

然而，也正是由于松花砚的制作始终在宫廷的专宠之下进行，常人实在难有亲近的机会，这就从根本上限制了松花砚声名在民间的传播和扩大，也为后来松花砚长久隐姓埋名于家乡根下了隐患。

另外，到清嘉庆时期清朝国力大不如前，对东北的控制与驾驭也不如前朝，同时，也有清宫府库内松花砚存量丰厚的原因，松花砚走过了最为辉煌的时期现有的记载可以理清这一数据：属皇室血统的松花砚台湾故宫博物院藏89方，北京故宫博物院藏80余方，经各种渠道流失日本200余方。另有少量的同种石材的座屏存世。

道光朝以后，内忧外患困扰着清政府，加上嘉庆朝以后诸帝少有闲情热衷文房珍玩，也不如康、雍、乾三朝皇帝喜爱诗文，游心翰墨，松花砚和一些声名显赫的文房珍玩一道渐受冷落。如此情形对其它文房珍玩尚不足以构成致命的威胁，但对松花砚却是危及前途和命运的。原因很简单，清廷过去一直将其视为珍宝而不容他人染指，自然也就没有了让民间相信和惦记的条件。就像帝王的宠妃，一旦失宠，不管曾经有多美丽，能想起的人也是不多的，更别谈有人敢触犯天威去安慰了。

可是，上述这些因素，还不足以解释松花砚在家乡“来有踪去无影”。从清康熙开始至清朝消亡200多年的开采历史，为什么竟没有给本溪留下关于松花砚的任何印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辽砚覆盖松花砚名声的境况？这在《品埒端歙》一文中也成未解之迷。不过，对产于本溪的松花石材后来的命运多有交待：清末民初，辽宁省本溪之桥头镇砚石作坊有孟家、方家、杨家等十来家。并有一家日本人开设的记得石砚之店铺，以桥头石中之青紫云石仿制古砚出售，获利颇多。满洲时期，溥仪曾仿先祖作法，以桥头石砚赏赐臣属，当时的达官显贵之间也曾经桥头石砚作为馈赠之礼。其后，桥头石砚濒临停产，东北解放以后，桥头石砚恢复生产，建立了石材三。文化革命期间，再度停产，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重新建厂，恢复桥头石砚与插屏的生产。

《品埒端歙》对日伪时期松花砚石命运的讲述，较为详尽地勾勒出松花砚流落民间，倍受侵略者蹂躏的凄惨景象。对于本溪，由于这个伤口愈合的时间不长远，下雨阴天时仍隐隐作痛，而且，仍有一些亲身经历的人分赴害，我们也就不必舍近求远去引述《品埒端歙》了：日伪时期，日本人事实上对桥头地区的砚石资源进行了掠夺性的开采。严重地破坏了石砚资源。当地的一些老人回忆说，小鬼子将一时难以加工制作成工艺品的青紫云石，包装运回国。就连小到拳头大的边角余料，都要装在麻袋里运走，这一时期，桥头砚石资源同样得到重视，但，是那种盗贼式的贪婪的重视。

松花砚尊贵身世的迷失，是否与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有关？现在已不好确定。但已知的事实是，当年由日本人在桥头开设的制砚店铺出产的砚台曾远销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日本国内。这种砚台所用的名字就是辽砚。另外，现在已知辽砚这个名字有文字记载的准确时间是1929年。当年张学良将军将精美的松花砚带到全国首届西湖博览会，引起四方盛赞。张学良将军的恩师，辽东名士白永贞有诗赞曰：“并东山里奇宝开，蓝天红霞凝石材。能工巧匠雕辽砚，珍品独秀四宝斋。”

可以确定，松花砚那吸纳了太多人文和历史精华的名字。这时已被辽砚替代了。一个问题出现了：如果认可辽砚这个名字，无疑会伤其浓厚的历史渊源。尤为尴尬的就是，松花砚的历史也必将被缩短到百年以内。不接受这段真实，人为地续接辽砚产生辽代一说，在没有史料佐证的情况下，场面稍大一点，向人介绍辽砚的身份时，会不会有自卑和抑或有以讹传讹之嫌？尤其是作为一种常识，文房用品前冠以产地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如徽墨、宣纸、湖笔。在砚石上表现的更为突出。如端、歙、鲁砚等。

“用辽砚覆盖松花砚对本溪是种损失啊”一位对松花砚的身世有很深了解的市领导动容地说：“全国上百个砚种中，松花砚是唯一一个先受皇室恩宠，后为世人所知的文房珍品。这是松花砚独有的传承特征和文化个性。还有比这更好的‘名片’吗？”其实戴得起名砚桂冠的砚种，如端砚、歙砚、红丝砚等，能得到皇家看好的，都是走的“灰姑娘”自下而上的路线。当本溪这种砚材品质好，雕工再好，传承脉络也清晰时，还用傍着其它名砚一起“说事”吗？

松花砚荣光何时重现

追溯历史，本溪采石制砚可上溯清康熙年间。据嵇若昕考证，自康熙朝开采松花石起，品质佳者贡送入京，当地则留下品质稍差者，由工匠琢制后再售与人。因此，康熙朝的大臣王世祯亲笔记载了门生于康熙43年自奉天返京，敬赠自己一方东北所产的绿色松花石砚。然而，清初东北文风与关内不可相提并论，作为松花砚石产地的本溪乃至东北，仍无更多的琢砚传统，也更缺乏琢砚名家。这也在客观上促使清廷做出贡送松花石材进京琢制的决定。

紫霞堂由此注意到一个铁定的前提：松花砚能够长期保持身价非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琢制之人始终为当时名满天下的名家巨匠，如顾公望、黄远声、王天爵等。可以想见，经这些御用大师之手而成的松花砚，又怎能是出自东北民间的松花砚可比的。这是客观存在的差距。同样的差距在民窑和官窑的瓷器中，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和无法模糊了。还有，在本溪以前的历史上，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能工巧匠跻身制砚名家之列。承认不足不等于放弃。这便是紫霞堂致力于传承和发扬清宫御用松花砚制砚流派的根本原因。紫霞堂执意要迎接松花砚归家还另有深意。冯军说：“松花砚石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不会越用越多。为此，提高松花砚的品第和价值，也是有效节约和深度利用这种宝贵资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为了恢复松花砚本来的容颜和姓氏，还其独有的宫廷琢制技法，紫霞堂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国内琢砚名家的悉心指导和新手琢制，紫霞堂成功推出了一系列仿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松花砚，一经面世，即深得国内外砚石鉴赏家的喜爱和盛赞。不过，刚刚回家的松花砚还要面对一些问题，如，怎么去弥合同辽砚之间人为造成的分裂；怎样在文房珍玩领域重树自身的高端地位；怎么帮助家乡向外界展现独有的文化个性等等。

现在，我们该是坐下来为松花砚的未来做些打算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