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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时,中国怎样收拾朝鲜和日本?

来源:www.benxi-window.com 作者:本溪之窗 发布时间:2017-05-31 10:38:55

公元663年8月,大唐与日本在韩半岛围绕百济复国问题爆发了白江口海战,是役日军惨败,百济复国希望彻底破灭。此后五年,唐与新罗联军攻灭高句丽,于唐而言,唐在东北亚的权威由此确立;于新罗而言,终于实现其一统韩半岛三国的夙愿。

此后200年,韩半岛的政治格局不曾发生重大改变,此后千年,东亚秩序得以稳定。而唐帝国对韩半岛的军事介入,以塑造以唐为领导的天下秩序的努力,始于唐帝国对高句丽的战争,但韩半岛三国中的百济却成了唐和高句丽角力中第一个被灭亡的国家。

韩半岛三国形成后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

汉末以来,随着汉帝国对东北及韩半岛北部失去实际行政控制,在今辽东及韩半岛上,渐渐形成了三个国家政权:东北古代民族为主体的高句丽、东北古代民族扶余为统治阶层,韩半岛原住民为被统治阶层的百济、以及完全由韩半岛原住民古三韩民族建立的国家新罗。

三国之中,高句丽居北,与中原政权及东北诸民族接壤,而百济新罗居南,三国之中,高句丽最先强大起来,高句丽在中国东北,先后攻击靺鞨、奚、契丹取得了胜利,又在其迁都平壤进入韩半岛后,形成了对百济和新罗的压制。可以说,经历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高句丽既成为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地方政权,同时又因为其四面扩张而造成了其与周边各国的紧张关系。

 

 

 

但高句丽对中原王朝政权却持相对谨慎的态度,自南北朝以来至隋唐之际,高句丽虽然对中原王朝的辽东边境偶有进犯,但主流是称臣纳贡,以避免隋唐帝国成为其强大敌人,但在韩半岛上受到高句丽威胁的百济、新罗,亦积极寻求与隋唐帝国建立朝贡关系,冀图通过隋唐帝国对韩半岛传统的均势政策以实现对高句丽的压服和牵制。 

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百济和新罗都向隋唐控诉高句丽对它们的凌虐,但不代表这两国共同敌人高句丽而存在盟友关系,实际上恰恰相反,百济与新罗的矛盾正在这一阶段不断加剧。

原本高句丽向半岛南部的扩张,使百济与新罗联合起来抵抗高句丽,但六世纪中,新罗为一己私利,突然倒戈与高句丽联合攻打百济,从此新罗与百济间开始了互相攻伐,而后新罗又杀百济王,将百济逐出其传统统治区域汉江流域,兼而形成了新罗扩张的领土阻隔在高句丽与百济之间的态势,随着这一态势的形成,百济与高句丽的矛盾逐渐趋于淡化。

韩半岛三国的长期纷争,又诱发了东亚地区另一势力:日本的介入。在韩半岛三国征战不休时,兴起于九州岛的大和政权渐渐统一。随着日本与东亚国家的接触,游离于东亚大陆之外的日本渐渐开始效法中华帝国,希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秩序。

隋时,日本在对隋外交中就表现出与隋并立的姿态,在对待韩半岛事务上,此期掌握日本朝政的苏我氏贵族奉行亲百济路线,而与新罗长期冷淡甚至敌对,而隋唐帝国先后形成对高句丽的优势之后,高句丽亦开始与日本联络,特别是,当高句丽渐与百济靠拢,而与威胁日本在韩半岛南部扩张利益的新罗敌对的条件下,日本与高句丽的结好进一步使日本有了更深介入韩半岛纷争的动力,于是隋唐之际的韩半岛的国际关系,因日本的介入,而更加复杂。

百济成为唐攻灭高句丽的踏板

隋炀帝三次展开对高句丽的大举攻伐,或因后勤不济,或因国内变乱而最终失败,对高句丽的战争甚至直接促使隋帝国走向灭亡。但隋帝国强大的武装力量毕竟沉重打击了国力有限的高句丽的军事实力,使高句丽出现了内政上的严重困难,而高句丽走向衰弱,也改变了韩半岛三国的力量对比。

一方面,高句丽在对隋战争后,希望恢复战争创伤,而此刻新立之唐朝,亦无暇顾及东北,高句丽于是积极结好唐朝,高句丽此期对唐恭顺的态度,深得唐高祖赞许,甚至唐高祖有了不令高句丽称臣的打算,于是高句丽渐渐将打击对象调整为新罗,而高句丽实力的削弱,使高句丽与百济有了进一步结盟的需要。

 

唐朝疆域 

 

被高句丽和百济联合打击的新罗,为打破外交孤立,新罗几乎同时对唐和日本展开外交,但原本就不稳固的新罗与日本的关系,因日本获悉新罗有与唐结盟,将唐朝势力引入韩半岛的可能,反而走向彻底破裂,于是唐朝成了新罗唯一能选择的盟友。

新罗积极对唐展开外交,在对唐表现恭顺倾慕的同时,将高句丽与百济军事同盟对新罗的打击诉至唐朝,这期间,因高句丽内部发生渊盖苏文弑君篡权事件,原本亲唐且被唐册封的高句丽荣留王被杀,在法理上即构成对唐政治权威的挑战,同时高句丽新主的对唐态度不明,使唐朝对高句丽政权产生疑虑。

另外,与隋朝时不同,唐初新罗与百济皆对唐控诉对方,要求唐朝调停,而唐朝的总体方略则是对此互相攻伐的三国互不偏袒,维持其各自独立而又互相牵制,使之各自不得不仰仗于唐。因此最初唐并不以武力实际介入韩半岛三国的纠纷,而对百济与新罗间的矛盾则以调停为先。

随着渊盖苏文操纵高句丽无视唐与新罗的交好,加强对新罗的军事打击,而如果新罗就此灭国,韩半岛上很可能会出现一家独大的局面,这将对唐朝“以夷制夷”“分而治之”的对韩半岛政策陷入破产,终于在唐朝对高句丽外交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让唐太宗做出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定。

在此背景下,唐朝希望百济能暂时搁置与新罗的矛盾,与新罗一道配合唐朝实现对高句丽的南北夹击,但百济对新罗的复仇之心不变,特别是当唐朝开始对高句丽进行征讨时,更便利百济独自从新罗夺取土地,于是百济与唐朝在韩半岛的战略目标有了不可调和的分歧。

从军事角度看,唐太宗开始的对高句丽的征讨,相较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有了诸多调整,首先是更加重视后勤准备与前进基地的建设。隋时兵制为府兵制,中央军骨干力量的府兵本承担着对外正征讨的主要任务,但与隋的关中本位政策相适应,大量的兵府设置于西方和北方,而面向高句丽的东北方向,仅辽西设有地方军性质的营州总管府。入唐以后,唐朝在羁縻原则下强化营州总管府,将原本就生活于辽西的诸民族政权纳入该府管辖,于是达到了既强化东北兵力,又节省唐直属兵力投放于此的开销。

另外,相对于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征发百万军队,实际投入三十万兵力,众多人力物力浪费于漫长的后勤补给线的问题,唐太宗压缩兵力至十万人,而主要依托营州解决补给问题。

 

宫廷上的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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